情感性心境障碍 的病因早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即有躁狂症和抑郁症这两个术语。Kahlbaum(1882)首先提出躁狂和抑郁是同一疾病的两个阶段,不是两个独立疾病。1896年,克雷丕林明确把两者划为一个疾病分类单元,命名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长期以来,人们对心境障碍(情感性精神病)的病因作了很多探索:希波克拉底根据4种体液学说认为,抑郁症为黑胆汁分泌过多;Kretchmer提出气质-体型-疾病相关学说,认为本病多见于某些好交际、开朗、好动、兴趣广泛、容易过于喜悦或过于忧郁的人,也多见于矮胖体型的人,而这种气质和体型是构成本病的基础;巴甫洛夫认为躁狂症则多见于强而不均衡神经类型的人,因为这种人抑制过程弱,而兴奋过程占优势,在某些不良的机体条件下,可能发生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心境障碍的病因有了深入、科学的认识。尤其是近20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围绕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因素、素质因素、躯体因素、生理、病理、生化等方面)和心理社会因素等方面对心境障碍的病因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具体在发病机制中阐述。
流行病学表现1982年,我国参照。国际疾病分类〃第9版(ICD-9)和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3版(DSM-Ⅲ)制定出统一的诊断标准,根据精神现状检查(PSE)等,制定标准化精神检查工具,并采用统一的调查程序和时点,在全国12个地区开展了精神障碍的流行学调查。发现我国人群情感性精神病总患病率为0.76‰(29/38136),时点患病率为0.37‰(14/38136)。1993年又对10年前调查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复查。发现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life time prevalence)为0.83‰(16/19223),时点患病率为0.52‰(10/19223),较10年前有所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的同一次流调中发现的抑郁性神经症的患病率为3.11‰,而且农村(4.12‰)高于城市(2.09‰)。西方国家对情感障碍也进行过多次反复的流行学调查,发现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一般在2%~25%之间,时点患病率为3%~5%,远远高于我国的0.83‰和0.52‰的水平。这可能与诊断分类和认识水平不同有关。在与上述我国12地区流调几乎同时,1980~1984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院(NIMH)发起了流行学区域(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研究。采用诊断交谈表(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对20291位年龄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了检查,用DSM-Ⅲ标准作出诊断。发现其1月患病率为:重性抑郁症1.8%;心境恶劣3.3%;双相I型0.4%;双相Ⅱ型0.2%。终生患病率或危险度为:重性抑郁症4.9%;心境恶劣3.3%;双相I型0.85%;双相Ⅱ型0.5%(Regier et al.1988)。而到1994年,美国所发表的患病率资料较10年前显著提高。Kessler etal(1994)检查了8098位15~54岁的社区居民,17%报道自己有过重性抑郁症,1.6%有过躁狂发作,6%有过心境恶劣。表1是采用DSM-Ⅳ作为诊断标准所报道的数据。
欧洲国家的流调结果与美国接近,情感障碍的总患病率一般在3%~5%甚至更高。我国台湾、香港等地抑郁症患病率则同样低得多。如最近在包括台湾在内的1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台湾重性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1.5%,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3%。但采用美国标准和概念在日本调查的情感障碍患病率与西方国家接近,终生患病率约20%(Kitamura T,1998)。 导致情感障碍患病率在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可能出自诊断标准的不一致。按照DSM分类系统,我国抑郁性障碍的患病率应不低于1%。这一推论与国际协作研究中台湾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据此推论,我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仍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其原因可能有文化因素,我国传统文化所保持的良好的来自家庭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在预防情感障碍尤其是抑郁症的发生上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我国的低吸毒患病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为物质依赖与抑郁症的产生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自杀率的比较可能较少受所谓诊断标准等的影响。根据上述1982年的流调,我国年平均自杀率为0.85/万,5年累计自杀率为4.2/万(22/51982);1993年复查时年平均自杀率为2.22/万,5年累计自杀率为11.1/万(26/23333)。美国1983年的年平均自杀率为1.2l/万,1989年为1.02/万。此数据介于我国1982年与1993年两个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一数据也提示我国的自杀相关疾病(主要是抑郁性障碍)的实际患病率不会很低。 抑郁发作是一种以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相的情感障碍。此种情绪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程度可以从心情苦闷到痛不欲生,甚至出现木僵、自杀等表现。可同时存在焦虑、运动性激越及多种躯体症状。少数严重病例还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25~44岁为发病高峰年龄,65岁后发病率明显降低。家族中一级亲属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5~3倍。 国外调查显示,重性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7.1%(2%~25%),其中女性为10%~25%,男性为5%~12%。时点患病率,女性为5%~9%,男性为2%~3%。我国若按DSM-V诊断标准折算,抑郁障碍的患病率约在1.3%~1.5%。抑郁发作的患病率与教育水平、收入、婚姻、种族无明确关系。在成年人中,抑郁发作的患病率女性比男性高出1倍以上。但在青春期前,男女间无显著差异。 据报道,抑郁发作与惊恐障碍、广场恐怖、强迫症、物质依赖、躯体化症状共存分别为38.9%、16.7%、22.2%、22.2%和5.6%。10%~20%的抑郁发作诊断前存在心境恶劣。另外,在躯体病患者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也很高,在所有住院病人中可达22%~33%,在癌症病人中可达33%~42%,中风后的前2周内高达47%,在心肌梗死发生后的数天内可达45%,在心肌梗死后3~4个月达到33%。 老年抑郁发作:根据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资料,患病率比成年人少。65岁以上老年人中,抑郁发作总体患病率为1%(女1.4%,男0.4%),约为18~44岁年龄段成年该病患病率的1/4。国内研究报道,老年抑郁发作患病率为3.4‰~15.1‰,女性高于男性,城市高于农村。有调查发现,抑郁发作的患病率在某些特殊老年人群中明显升高,如综合医院门诊老年病人中可达6%~36%;在住院老年病人中更高达40%;在老年护理院中抑郁发作也可达12%~16%,如包括其他各种抑郁障碍则可达30%~35%。 儿童抑郁发作:对英国儿童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抑郁发作约占其一般人口的0.14%。学龄前儿童抑郁发作患病率为0.3%。美国和新西兰的资料显示,青春期前儿童抑郁发作患病率为1.8%,而在14~16岁组上升为4.7%。国内尚无确凿的儿童心境障碍的患病率资料。 双相障碍是指病人交替出现躁狂和抑郁发作,间歇期基本正常的一组心境障碍。除了典型的单相躁狂、抑郁发作外,也可见以躁狂和抑郁症状混合或迅速交替(即在数小时内)为特征的混合性发作。无论是躁狂相还是抑郁相均可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按DSM-IV诊断标准,双相障碍又分为以躁狂发作为主的双相I型障碍和以抑郁发作为主的双相Ⅱ型障碍。据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对近2万人的调查发现,双相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1.2%,其中双相I型为0.4%~1.6%,双相Ⅱ型为0.5%。总体上男女患病比例无显著差异,但双相Ⅱ型中性别差异与发作次序有关,即男性首次多为躁狂发作,女性则多为抑郁发作。女性产后发作双相I型障碍的危险性增高,且常伴精神病性症状。月经周期可能与发作的严重程度有关。双相I型的一级亲属中情感障碍发生率明显增高(4%~24%),而双相Ⅱ型的一级亲属中情感障碍发生率与单相抑郁相似,但高于普通人群。 持续性心境障碍是一种每次发作持续时间较长,但严重程度均未达轻躁狂或轻抑郁的诊断标准,并常有起伏的心境障碍。其一次发作可持续数年甚至终生,可反复或单次发作。一旦符合躁狂、抑郁发作或双相障碍标准即应做出相应类型的心境障碍的诊断。本病临床上一般分为两个亚型,即环性心境障碍和恶劣心境。环性心境障碍是一类在临床特征上类似于双相障碍,但程度上未达轻躁狂和轻抑郁发作标准的心境障碍。国外报道,环性心境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0.4%~1.0%,占精神科门诊的3%~10%。它常与边缘性人格障碍同时存在,约有10%的门诊和20%的住院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同时存在环性心境障碍。该病男女患病率无显著差异。1/2~3/4的患者于青少年或成年早期(15~25岁)起病,因此有时它被认为是发生其他心境障碍的易感素质。若成年后期发病,则提示此环性心境障碍可能由多发性硬化等躯体疾病引起。患者一级亲属中双相障碍较普通人群更常见,物质滥用率也较高。